知识 | 在试管婴儿中心“受孕时被调包”：“我开始怀疑一切”

“我以为那段人生早已翻篇了。”38岁的加州女子凯莉·戈拉（Kelli Gora）说。上世纪90年代，她曾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（UCI）旗下的一家辅助生殖中心接受试管婴儿治疗，三次尝试共花费超过1.5万美元，换来的是一场失败和深深的创伤。她被告知，冷冻胚胎已经死亡。她接受了这个残酷现实，并努力将这一段经历彻底埋葬。

直到多年后，一个调查律师打来电话。他说，戈拉的胚胎，可能被移植给了一位从南美飞来治疗的不知名女性——而她对此一无所知。

那一刻，她的世界再次崩塌。

“当年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，”她对WebMD回忆说，“我被告知，那些胚胎都死了。”

这起骇人听闻的医疗丑闻最早于1994年曝光，涉事的是UCI已经关闭的“生殖健康中心”（Center for Reproductive Health）。据称，数百名患者在不知情或未获同意的情况下，其冷冻卵子或胚胎被移植给他人，部分医生涉嫌贪腐、欺诈和非法药品使用。

虽然行业代表、美国辅助生殖医学会（ASRM）公关主任肖恩·蒂普顿（Sean Tipton）坚称，这是“孤立事件”，并强调今日的生殖中心已全面实施伦理与安全管控，但代表戈拉及其他超过120名受害者提起诉讼的生殖法专家梅拉妮·布鲁姆（Melanie R. Blum）则直言不讳：“我几乎每天都听说类似案例，不止一例，不止一个州。”

医学奇迹，还是疯狂科学？

体外受精（IVF）技术诞生于1978年，本是为解决因输卵管堵塞、精子活力不足等问题而无法自然怀孕的夫妇提供希望。医生通过药物刺激卵巢发育多个卵泡，再在超声引导下将卵子取出，与精子在实验室受精并发育成胚胎，随后移植进女性子宫。

戈拉在25岁前已经历两次宫外孕，失去一侧输卵管，另一侧也因疤痕严重影响受精卵传输。在医院工作的她，听从医生建议，选择试管婴儿。她被介绍到了当时美国最负盛名的IVF专家——里卡多·阿施（Dr. Ricardo Asch），正是后来涉案的三位医生之一。

“他很忙，办公室里堆满了书和文件，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事情很多。”她回忆说。

阿施提议，她可以参加一项关于诱导排卵药物的临床试验，费用可以减半。她思考几个月后，答应了。

从希望到崩塌

按流程，她接受了两次失败的卵子刺激，第三次终于成功——医生从她体内取出了28颗卵子。然而三次移植尝试依然未孕。医生虽早告知成功率仅为25%~35%，但戈拉却说：“听进去了，但没真的相信。”

“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会是那30%的幸运儿，不会是那70%。”她坦言。

经历连续失败、身心俱疲，最终她与丈夫离婚，还背负了8000美元的信用卡债务，每月的账单都像一记耳光，提醒她那个破碎的梦。

两年后，卡债还清，她撕毁了所有与治疗有关的文件，自以为可以彻底告别那段经历。但事情远未结束。

真相逐步浮出水面

1994年，欧文诊所的内部员工举报称，部分医生涉嫌偷漏报收入、擅自引进未获FDA批准的药物，更可怕的是——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，随意将冷冻卵子与胚胎植入其他病人体内。最终，UCI关闭了该诊所，并起诉三位涉案医生。阿施与另一名医生出逃国外，至今未归；第三人则在美国被控保险欺诈成立。

戈拉最初不愿再接触诊所相关人员，她的母亲替她联系了律师布鲁姆。起初，他们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戈拉的胚胎被“外用”。直到多年后，布鲁姆终于取得了涉及胚胎编号的详细文件。

翻阅记录时，戈拉震惊地发现——她的档案后贴着一个陌生女性的名字，还有一串编号，正是她被告知“已死亡”的那批胚胎的编号。

“我现在怀疑一切，甚至怀疑他们当年是否真的曾把胚胎植入过我体内。”她说，“也许他们觉得我还年轻，还有机会，但对我来说，每一个胚胎，都是被偷走的孩子。”

那个南美女性的姓名极为常见，记录中也没有地址或联系方式。戈拉已经不抱希望能找到她，或知道她是否生下了戈拉的孩子。

法律仍在追赶科技

虽然FDA负责审批辅助生殖药物与器材，但对于“胚胎归属权”与“使用权”的法律规定，直到欧文事件后，才在加州立法中明确定义为“胚胎误用属重罪”。但美国多数州至今仍无类似法案。

布鲁姆强调：“我不希望法律过于限制人们获得治疗的权利，但它必须足够有力，能防止欧文事件重演。”

戈拉则劝告所有考虑接受IVF的人：“如果我在当年听说过自己的故事，我肯定会做得不一样。我不会轻信医生，不会把胚胎轻易交出去。”

如今的她已经再婚，将信仰当作支撑内心的力量。

“我相信上帝才是最终的掌控者，不是那些医生。”她轻声说，“也许那个女人比我更需要一个孩子，也许我只是为了讲述这个故事而存在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相信，一切皆有其意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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